在我把最后一盒药放入抽屉时，老丈人问我：“这药今天还吃吗？”我一时无言以对。药盒旁边有一张医院的缴费单，这个月的药费和日常护理费用相加，已超出我手中余额。老丈人看了我一眼，没有再追问，收回了那只还能动的手。

就在这时，门锁响了。我以为是邻居，转身却看到妻子林曼拖着行李箱站在门口。她四个月未回家，剪短的头发和苍白的脸色显得格外刺眼。她先看向躺在床上的父亲，再瞥向桌上的药盒，最后目光落在我身上。“爸的药呢？”她问。我回答：“停了几种，从这个月开始。”她手中的行李箱摇晃了一下，愤怒地说道：“你凭什么停？他不能断药！”

我解释道：“医院开的药，并非全停。医生说需要长期吃的还在吃，但我实在负担不起另外几种。”“你负担不起？”她盯着我，“这四个月你一直在家，家里的钱呢？”我将缴费单递给她，她却没有接，紧抿着嘴唇。老丈人轻咳一声，含糊地说：“小周，别吵。”

我借此机会质问林曼：“她一回来就问药，却不问你父亲这四个月过得怎样。以后家里的照顾和费用，你来分担。”林曼一愣：“你在说什么？”我继续说：“我不打算一个人承担。”

她站着，行李箱的轮子朝着门口，那一刻，她脸上的怒气缓缓消散，似乎才意识到我的情况以及床头的药袋。“我不是故意扔下爸。”她小声说，“那段时间我撑不住，想出去住几天，这才……”

“几天变成四个月。”我打断她的话。“我知道，”她的声音降低，“我和阿远在一起，是我错了。但你不能把我爸的药停掉当成报复。”

“我不是拿他的药撒气，”我解释，“停掉的是我负担不起的部分。要继续用，就得一起想办法，别把责任都推给我。”她的眼眶泛红，手指攥着外套边缘：“你这是在逼我。”

“我不是逼你回家，也不是逼你原谅我。你爸需要人照顾。你是他的女儿，我是女婿，但我一个人无法支撑。”我叫周成，四十二岁，在一家小运输公司当司机。妻子林曼比我小两岁，我们结婚八年，老丈人林国安在中风后半身不便，出院后住在我们家。

起初，林曼照顾得很细心，甚至比我还主动。她下班后，总是先给父亲擦拭，热饭、喂药。林国安讲得不清楚，她总是耐心地靠近听。然而，随着时间推移，林曼开始抱怨无法喘息，外出次数增多。阿远是她的老朋友，常来家中，有时候我回家时见他陪老丈国安聊，也在买些水果。我当时觉得有个人帮忙很好。

时间久了，阿远来得少，林曼却外出频繁。她说想散心、缓解压力，于是住了几天，临走时只丢下几件衣服和钥匙。我没有阻止，以为她很快就会回来。可一周后，她发信息说暂时不回，之后一个月只打了一个电话询问父亲近况，我只是告诉她一切如常。

第二个月，护理垫快用完了，我买了新的却没得到回应。第三个月，林国安夜里发烧，我请假把他带去诊所看病，深夜才能一个人扶他回床，给她打电话时，她却响了很久才接：“爸好些吗？”我说一切都已经妥善处理。“我明天再打给你。”她很快挂了。

到了第四个月，我接到医院续药的通知，去付钱时才发现手上钱不够。尽管我收入还不错，但减少出车次数后，加上生活开销，钱明显不够。于是我咨询医生，停掉一些非急需药物。医生告诉我哪些药可以暂时停，我按照意见调整，没勇气全停。

林国安看到我整理药盒，关心地问“曼曼呢？”我没有解释，仅说她在外住。老人默默闭眼，半天才喃喃道：“拖累你们了。”“不是您的问题。”我感到心里涩涩的。

林曼回家的那天，我原本想等她坐下才能谈，但她一进门就询问药与费用。我看到她的行李箱，意识到必须尽快解决问题。“我无法继续一个人承担家里的支出和照顾，”我对她说，“你回来后要承担一部分责任。”

“我愿意照顾爸，”林曼立刻回应，“但药费不是你喜欢停就停的。”我强调医生建议的停药范围，表示接下来的费用我们必须共同承担。她沉默片刻，抬头看我：“我该怎么做？”

“先明确你能负担的部分。白天你上班，我继续照顾；晚饭后由你接手。这个月的药费我们各承担一半，下月再看情况。”